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审批一直以来都是许多高校在办学过程中的指挥棒。尽可能多地拥有重点学科，获得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是许多高校努力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学科审批饱受争议，过度受到行政干预，高校发展急功近利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终于为多年来的讨论画上句号。取消审批之后，已经评上的重点学科怎么办？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审批方式？没有了重点学科“指挥棒”，高校究竟该如何理性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走偏：为评上重点学科，弄虚作假，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
“从1986年开始的重点学科评选和审批一直在引导和指挥着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不但涉及国家对大学学科的投入，而且也成为政府和社会评价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指标，所以每一所高校都把拥有多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最重要的办学指标。一个大学重点学科拥有率的高低，对于学校来说就意味着政府对学校投入的多少和学校在政府和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介绍。
他认为：“应该历史地看待高校的重点学科评估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从学科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条件建设等方面对高校进行重点学科评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高校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科研水平的上升。”
但三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后，也暴露出来了诸多问题。姜耀东举例说：“比如用统一的指标评审各校的相关学科，导致学校失去个性而追求高大全，同时，这种重点学科的评选和审批，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点学科向少数名校聚集，绝大部分普通高校很难有机会获得。”
在重点学科审批“走偏”过程中，高校自身也脱不了干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指出，“大学为评上重点学科，不按学科建设规律办事，而是急功近利，比较典型的就是花巨资引进所谓的领军人才，或者从其他高校挖来某个团队；另外，在评审中，不但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还对学科建设进行包装，弄虚作假，在评审中并不鲜见。人才假引进、院士四处兼职，人才计划、成果申报中的跑、要现象都与此有关。”
用统一指标来衡量高校的发展容易带来“同质化”问题，这是重点学科审批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申报、审批的过程中，高校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利益交换的行为却也实实在在地加剧了重点学科审批“异化”的进程。
放权：高校将可发挥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自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处于观望之中，也有一些学校不为所动，按照已经明确的发展思路有条不紊地运转。
有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点学科目前只是5年一评，其审批的取消对于一些重点高校来说影响不大。这位负责人强调，对于有着较为清晰发展规划的大学来说，无论国家层面是否给予重点学科认定，都会明确自身的特色，将优势学科做大做强，在学校层面给予优质学科以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因为未来高校之间的竞争，除了综合实力的较量，还会有特色与个性的比拼。
因此，在向世界一流高校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首先要做的，是明确自身发展的特色、方向，练好内功。
“通过这次多项审批权的下放和取消，中央已经明确释放了信号，未来，政府会把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全部交给大学，从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这次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取消，只是教育去行政化的开始，接下来在条件成熟时，招生计划审批权、考试组织权、学位授予权等也将逐步归还大学，从而真正实现管办评分离，大学真正做到自主办学。可试问，有朝一日当自主权真正掌握在高校手中时，有多少高校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专家指出。
为此，姜耀东分析，政府向高校放权，高校将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规律来发展学科，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但应当看到，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需要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学校治理水平同步推进。除了行政化，我国高校的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也是一个明显短板，还存在着诸如大学章程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大学学术权力虚位和二级学院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等问题。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对高校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建议：变审批为审核，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
取消重点学科审批之所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还折射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灵魂，取消审批后，高校的发展依然需要一个有关学科评价的科学、公正的“游戏规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认为，“建议变审批为审核，以此重构高校和政府关系，因为审批意味着高校按照政府制定的学科标准进行学科建设；而审核是高校自主地制定学科标准，政府按照高校的标准检查落实情况；审批意味着政府通过奖罚权来指挥高校如何办学，审核意味着政府通过信息权来监督高校如何自主办学。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给学术划分等级的做法，而审核是把取消学术等级放在系统的层面进行改革设计，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可行性。”
有关是否交由第三方来取代政府做出评价，专家们的观点还不尽相同，李奇就指出，“目前，交给第三方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客观可信，因为第三方组织需要时间发展成长，也需要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保障。”但也有专家认为，适当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是大势所趋。
姜耀东就认为，“国外大学的学科建设质量的保证主要是靠学校内部保证机制和独立于政府的外部监控体制。”他建议，通过建立国际认可的学术标准和质量评估机制，明确教授、学生、大学、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责任，充分发挥教授和大学自身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由国际同行、校外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讨论式地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向全社会公布。
最近，教育部的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女研究生“逆袭”了：2010年，全国女硕士首次超过男生，在当年的硕士研究生中，女生占50.36%，比男生多了近万人；而到了2012年，全国143万余硕士研究生中，女生已比男生多4万人。
这种“逆袭”反映出的是全球教育和科技的一种趋势，尽管男女在多个方面有差异，但是在科研和对社会的贡献上是没有差异的，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女性可能超过男性。现在的问题不是巾帼不让须眉，而是巾帼超过须眉的问题。
女性在科研和教育上的“逆袭”现象早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就出现于欧美发达国家。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针对美国女性硕士和科研人员增多并在某些方面超过男性的现象时就指出，科学家是培养出来的而非天生的。该文引用的数据指明了女性在科研、职业方面与男性的对比。
其一，女性在高端人才和科研上超越男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法律、医学、兽医学和牙科学领域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中，女性不到10%，而药学领域女性不到20%。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兽医学和药学方面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中，女性超过了男性，占2/3。
其二，女性与在高端人才和科研上与男性等量齐观。例如，在法学方面，女性获得硕士学位者占约50%。其三，女性在高端人才和科研上不如男性但正在赶超。例如，女性获得医学硕士的超过40%，牙医硕士则超过1/3。甚至在商学院中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也从1970年的3.6%上升到2002年的41.1%。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学等社科领域，女性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从1970年的13.3%上升到2002年的46.3%。曾有不少人对中美之间的科技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比较，认为中国科技至少落后美国50年。广义的科技进步包括狭义的科技水平、制度创新、组织革新和管理进步等。但如果只从狭义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来看，中国已经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在21世纪初女性科研人才才慢慢追赶上了男性，但时隔约10年，中国女研究生人数就超越了男性。
女研究生“逆袭”的另一个意义是，科技要才是否是培养的结果而非男女性天生差异的结果。这一问题向来在世界范围都有争论。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与美国的情况差不多，是培养和女生自身努力的结果。
关于男女在大脑和智商方面的差异已经有很多研究结果予以解读，现在，一些新的研究结果又强化了这种解释。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查阅了1990年至2013年间发表的126篇研究论文，对大量脑成像图片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人类大脑容量与结构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男性的大脑容量总体上要比女性大8%到13%。男性在多项容量指标方面比女性拥有更高的绝对值。但是，研究也表明，女性的大脑也有优势，其大脑的左额叶组织密度更高，右额叶、下额叶脑回和中额叶脑回的体积更大。更重要的是，另一些研究表明，女孩往往表现出比同龄男孩更好的理解能力、语言能力等。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一生当中，人脑会不断对脑神经连接进行优化重组，“修剪”掉多余的连接，以保证有用的连接更加快速通畅。而女孩开始这一过程要早于男孩。
因此，从大脑结构和智商看，男女两性半斤八两，并无多大差异，但后天的行为更大程度地促成了女研究生的“逆袭”。比如，中国的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更为努力和勤奋，她们可以做到听课记录全部100%，日刷千题，一套讲义可以重复研读几遍。
在认知上，这种重复并非“笨”和机械，而是大脑学习的重要机理。根据1万小时定律，任何行业如果要做到顶尖和成为专家，至少要对本职工作练习和反复做1万小时以上，就像每一位优秀的飞行员都要飞行1万小时以上一样。
由于现在的男生都没有实践从孔子早就认识到的类似于1万小时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家一次就学通的，我如果花上百次的功夫，一定能学通）的定律，所以女性研究人员超越男性已不足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