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难得这样的有心人，给了大家很多的温暖。榆中校区十周年了，第一批扎根榆中的兰大人，都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故事：榆中校区刚建的时候，教学楼和翠英山之间是没有过渡地带的，教学楼——翠英山。一位北京籍的新生从校车上走下来，看到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眼泪唰地掉了下来，转身擦掉眼泪，拉着行李重新踏上了返回兰州市的校车；一些学院迎新点的新生报到簿上，上海籍学生的签名栏里一直是空白。
这是一所西北的寂寞的高校，曾称为被遗忘的角落。兰州，古时是边陲；大学建于此，便有了苍凉和落寞的精神。人道是“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兰大却一直诗意地生存着，包括她的人。
百年校庆晚会上的钱伯初老先生，1957年开始给本科生讲力学、量子基础课，已整整53年。
每年首都上级部门来兰大视察工作，一些熟识的人看到王维平老师，都会惊讶地问：“咦，你怎么还在这儿？”“是呀，我怎么还在这儿？”王维平平静地笑笑。
兰大第一届“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兰大文学院最后欢迎的老师，尙春生，这位一辈子都不曾任何学术权威低过头的老先生，受辱之后从此不再写论文的意气书生，在获奖时哭了。
水均益在06年《艺术人生》的开场，先和朱军飙了一通兰州话，听得台下几十位腕级的主持人和记者一愣一愣的，水均益说，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没想到我们两个“土包子”会来这手吧。敢说自己是“土包子的人”，来源于心里那份深深的自信。
今年新闻院的一同学到新华社总社参加笔试，杀到最后的学生四十人，北大清华哪都有。一复旦的美眉问她：“你从哪里来啊？”“兰州”。“呦，那么远啊？”充满优越感的语气，瞪着老大的眼睛里是一幅沙漠的图景。“嗯，我是骑着骆驼来的，它就在外面拴着喝水呢。”后来张榜公布，她考上了，复旦的那位第四十名。
在北京参加工作一位兰大学子，挤完公交回到自己狭小的地下室住宅时，躺在床上看着自己心爱的书，静静地。他说：“我愿意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兰大人是浪漫的，这份浪漫来自于脚下厚重的黄土地。只有踏实，也才会浪漫得起来。无论何种环境，不会过多地怨天尤人，面对现实，忠于理想，正如一个同学的签名“我时常会告诉自己/虽然在最低的位置/看不到花朵绽放时的艳丽/然而却不会错过/花瓣飘落时在风中悠扬飞舞。”诗意地生活，却从未放弃过理想；有时活得憋屈，活得累，却有着健全的人格。因为那片“黄土高原”上，永远有着充沛的阳光。
最早一批的榆中人都不曾忘记校区最老的图书馆，而今已然改换门庭，作了别的学院。依旧是荒凉，依旧是杂草丛生。记得大三时候，我在馆里自习，携卷书走到二楼临窗的位置，外面是门前的一片花草坪，草的味道随风蔓延来，花的清香阵阵，满眼的柔和，不觉看呆了。忽而金黄的花丛中，冒出两只“皇太子”的头来，两位先是直立着用手捧东西吃，而后越走越近，竟然接起吻来……觉得有趣，便走下楼来，那其中的一位便羞得钻进了地洞，只留下一个站着的他，一个站着的我，静静地瞧着对方。
榆中夜里下雪的感觉很好，地上铺了一层，踩着咯吱响，抬头看黄色的路灯，雪划出流星雨般的直线，才知道用“飘”字来形容雪，那是对雪的怠慢，雪的速度，和雨是差不多的。今年暑假爬了泰山，泰山端的是大气，人文遗迹多如牛毛，但匆匆而过，摩肩接踵，少了份安静和精细，倒不如有些东西常忆常新。
尤记第一次爬翠英，那时还没有铺好的登山石梯，也无煞风景的上山公路。爬到山顶后的第一步，用手拭去额头的汗水，抬眼望去，全然不似老家的太行山，这山居然是平的，上面是可以来场足球赛的；这山上只有一棵树，剩下的便是青黄的草，一野的苍茫。这山是连绵的一片片黄土塬，塬间是一道道沟壑。一个学生（后来知道是同班同学堆成的）坐在山边边的坡坎上，唱起了“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山腰里一个裹着白毛巾的老汉赶着一群散漫的羊，和着西北的风的歌子唱至第二句，我的眼睛便湿了。自己以前在电视上听过秦腔，只觉得很吵，那天才知道，自己听的不是地方。那时《血色浪漫》还没出来。人们都记得钟跃民坐在炕席上听心爱人唱着信天游的时候泪流满面，许多观众其实并没真正懂得钟跃民为什么哭，我懂，在西北扎过根的人懂……
很多人说，一往东南，尤其沿海，你去找工作，问得出处之时，报上兰大名来，十人九不知。
知道兰大的不用你再多说，他知道这个学校的分量；不知道兰大的，你也完全有能力让他知道，因为看人便能看学校。
别人不懂你，你不能不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