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还有两名博士生于1990年入学，就读已有21年之久。据分析，超期有两大原因，一是要求比较严格，既要刊发一定数量的论文，又须完成论文答辩；二是部分在职博士研究生忙于工作或者职务，无心、无力完成毕业。
一个事实是，在西南交大的清退名单中，有长达10多年的“挂名”博士，这表明，此前该校的博士教育过程管理并不严格。
要改变这一现象，关键在于完善导师制，充分发挥导师在招生、培养、管理中的作用。我国研究生教育虽然实行导师制，但“导师不导”的情况并不鲜见，随着近年来的研究生扩招，有的博士生导师1人同时带40多名博士，加上硕士，学生上百名，很显然，这样的导师，根本就难以起到导师的作用。还有的导师则成为“老板”，把学生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另外，我国导师制还受到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的影响，一些学校在招生中，用学校的学术资源去交换各种社会资源，因此，博士招生不是坚持学术标准，而是出于利益和资源考量(包括学校的博士点、博士规模、获得课题与经费)，有一段时间，官员、老板纷纷攻读博士，从近年来高校清退的超期博士看，这类博士占了不小份额。
在国外一流大学，导师制赋予导师在招生、培养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导师必须与学生经常交流、共同进行学术研究，这一制度强调导师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也保障了博士培养的高质量。
如果我国能推行学术管理，完善导师制，那么，博士生的过程管理也就得以强化，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就被淘汰了。提高博士教育质量，不是单靠“年限制”、“淘汰制”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导师制的配套，没有整体学术环境的改善，很难达到博士教育“严进严出”的境界。